我、妻、加一只猫，一起心平气和地度日。

我只是想在那里建造一个能使自己心怀释然的住起来舒服的房间——为了救助自己。同时想道，但愿也能成为使别人心怀释然的住起来舒服的场所。这样，我写了《且听风吟》这部不长的小说，并成了小说家。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当然，只要我始终保持事事留心的好学态度，即使衰老也算不得什么痛苦。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二十岁刚过，我就一直尽可能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因此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创，遭人欺骗，给人误解，同时也经历了许多莫可言喻的体验。各种各样的人赶来向我倾诉，然后浑如过桥一般带着声响从我身上走过，再也不曾返回。这种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缄口不语，绝对不语。如此迎来了我“二十年代”的最后一年。

问题是，直言不讳是件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悦有何不好》，一九三六年）

这十五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与此同时，她七十九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柏油路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

我们要力图认识的对象和实际认识的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量其深度。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寻找电冰箱里的食品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 而那就是我。

店小人多，险些坐到门外去，人人都同样大吼大叫，光景简直同即将沉没的客轮无异。

整个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一般喝光了足以灌满二十五米长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丢下的花生壳足以按五厘米的厚度铺满杰氏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则简直熬不过这个无聊的夏天。

“别在意。车买得回来，运气可是千金难买。”

“又一块儿喝啤酒了？”

“不觉得感伤？”

“或许。”我说。

鼠的小说有两大优点。一是没有性描写，二是一个人也没死。本来人是要死的，也要同女的睡觉，十有八九。

“喂，人生下来就是不公平的。”

“谁的话？”

“约翰·F·肯尼迪。”

“文明就是传达。”他说，“假如不能表达什么，就等于并不存在，懂吗？就是零。”

看海看久了想见人，见人见多了想看海，真是怪事。

三十七度这个温度嘛，说起来与其一个人老实待着，还不如同女孩抱在一起凉快些。

“书那玩意儿是煮意大利细面条时用来打发时间才一只手拿着看的，明白？”

我正歪在藤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注视着早已打开的书本。傍晚袭来一阵大粒急雨，打湿了院子里树木的叶片，又倏然离去。雨过之后，带有海潮味儿的湿润的南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阳台上排列的盆栽观叶植物，摇晃着窗帘。

“啊，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还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园撒豆喂鸽子去好了！”

她笑着点燃香烟。吐三口烟的时间里，她只是默然注视着拼接桌面的板缝。

“有个双胞胎妹妹，别的没有。”

“住哪儿？”

“三万光年之遥。”说罢，她神经质地笑笑，把姜汁啤酒的酒杯拨到一边。

“不必在意。任何人都肯定有他的心事。”

“你也？”

“嗯。时常狠狠捏住刮脸膏空盒落泪。”

第三个女朋友死后半个月，我读了米什莱的《女巫》。书写得不错，其中有这样一节：

“洛林地区的优秀法官莱米烧死了八百个女巫，而他对这种‘恐怖政治’仍引以为自豪。他说：‘由于我的正义播撒太甚，以致日前被捕的十六人不待别人下手，便主动自缢身亡。’”（筱田浩一郎译）

“由于我的正义播撒太甚”，这句话委实妙不可言。

“电视讨论会上将这种能力称为科学直觉力。你可有？”

“几乎没有。”

“有好，你觉得？”

“或许有所用处。和女孩睡觉时很可能用得上。”

第三个同我睡觉的女孩，称我的阴茎为“你存在的理由”。

以前，我曾想以人存在的理由为主题写一部短篇小说。小说终归没有完成，而我在那段时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就人存在的理由进行思考，结果染上了一种怪癖：凡事非换算成数值不可。我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整整生活了八个月之久。乘电车时先数乘客的人数，数楼梯的级数，一有时间就测量脉搏跳动的次数。据当时的记录，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至翌年四月三日之间，我听课三百五十八次，性交五十四次，吸烟六千九百二十一支。 那些日子里，我当真以为这种将一切换算成数值的做法也许能向别人传达什么，并且深信只要有什么东西向别人传达，我便可以确确实实地存在。然而无须说，任何人都不会对我吸烟的支数、所上楼梯的级数以及阴茎的尺寸怀有半点兴致。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落得顾影自怜。

因此，当我得知她的噩耗时，正在吸第六千九百二十二支烟。

二十五年前，在新几内亚岛的森林里，浑身涂满驱虫膏的日本兵尸体堆积如山；如今每家每户的卫生间又堆有贴着同样商标的厕所用管道洗涤剂。如此这般，鼠的父亲成了阔佬。

曾有过人人都试图冷静生活的年代。 高中快毕业时，我决心把内心所想的事项只说出一半。起因我忘了，总之好几年时间里我始终秉持这一念头，并且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果真成了仅说一半话的人。 我并不知道这同冷静有何关系。但如果将一年到头都得除霜的旧式冰箱称为冷静的话，那么我也是这样。

“佩刀式喷气机真是帅气，只要不投凝固汽油弹。见过凝固汽油弹下落的光景？”

“在战争片里。”

“人这东西想出的名堂真是够多的，而且又都那么精妙。再过十年，恐怕连凝固汽油弹都令人怀念也未可知。”

“怎么说呢，大概因为厌烦了吧。可我也在尽我的努力——就连自己都难以置信。我也在考虑别人，像考虑自己的事一样，也因此挨过警察的揍。但到时候人们终究要各归其位，唯独我无处可归，就像玩‘抢椅子’游戏没了椅子。”

“往后做什么？” 鼠用毛巾擦着脚，沉吟多时。

“想写小说，你看如何！”

“还用说，那就写嘛！” 鼠点头。

“什么小说？”

“好小说，对自己来说。我么，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才能，我想如果写，起码得写足以使自己本身受到启发的东西才行，否则没有意思。是吧？”

“是啊。”

“多多少少。”我说，“不过你认真想想看：条件大伙都一样，就像同坐一架出了故障的飞机。诚然，有的运气好些有的运气差些，有的坚强些有的懦弱些，有的有钱有的没钱。但没有一个家伙怀有超乎常人的自信，大家一个样，拥有什么的家伙生怕一旦失去，一无所有的家伙担心永远一无所有，大家一个样。所以，早些觉察到这一点的人应该力争使自己多少怀有自信，哪怕装模作样也好，对吧？什么自信之人，那样的人根本没有，有的不过是能够装出自信的人。”

“提个问题好么？” 我点点头。

“你果真这样认为？”

“嗯。”

鼠默然不语，久久盯着啤酒杯不动。

“就不能说是说谎？”鼠神情肃然。

哈特费尔德这位作家，他的作品尽管量很庞大，却极少直接涉及人生、抱负和爱情。在比较严肃的（所谓严肃，即没有外星人或怪物出场之意）半自传性质的作品《绕虹一周半》（一九三七年）中，哈特费尔德以混合着嘲讽、冷言恶语、开玩笑和正话反说的语气，极为简洁地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 “我向这房间中至为神圣的书籍、即按字母顺序编印的电话号码簿发誓：写实，我仅仅写实。人生是空的。但当然有救。因为在其开始之时并非完全空空如也，而是我们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其磨损以至彻底掏空的。至于如何辛苦、如何磨损，在此不一一叙述。因为很麻烦。如果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知道，那么请去阅读罗曼·罗兰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切都写在那里。”

一位新闻记者在一次采访中这样问哈特费尔德： “您书中的主人公瓦尔德在火星上死了两次，金星上死了一次，这不矛盾么？”

哈特费尔德应道： “你可知道时间在宇宙空间是怎样流转的？”

“不知道，”记者回答，“可是又有谁能知道呢？”

“把谁都知道的事写成小说，那究竟有何意味可言？”

“太阳是怎么回事，到底？”

“老啦，奄奄一息。你我都毫无办法。”

“干嘛突如其来地……”

“不是突如其来。你在井内穿行之间，时光已流逝了约十五亿年，正如你们的谚语所说，光阴似箭啊。你所穿行的井是沿着时间的斜坡开凿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时间之中彷徨，从宇宙诞生直到死亡的时间里。所以我们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只是风。”

“有句话问一下好么？”

“愿闻。”

“你学得了什么？”

大气微微摇颤，风绽出笑容，须臾，亘古不灭的沉寂重新笼罩了火星的表面。青年从衣袋里掏出手枪，用枪口顶住太阳穴，轻轻扣动了扳机。

说谎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勾当。不妨说，说谎与沉默是现代人类社会中流行的两大罪过。我们实际上经常说谎，也往往沉默不语。 然而，倘若我们一年四季都喋喋不休，而且喋喋不休的无不真实，那么真实的价值势必荡然无存。

“想听真实的？”她问。

“去年啊，解剖了一头牛。”

“是么？”

“划开肚子一看，胃里边只有一把草。我把草装进塑料袋，拿回家放在桌上。这么着，每当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就对着那草团想：牛何苦好多遍好多遍地反复咀嚼这么难吃又难看的东西呢？”

她淡淡一笑，撅起嘴唇，盯着我的脸看了许久。

“明白了，什么也不说就是。”

好久没有感觉出夏日的气息了。海潮的清香，遥远的汽笛，女孩肌体的感触，洗发水的柠檬味儿，傍晚的和风，缥缈的憧憬，以及夏日的梦境……

然而，这一切宛如挪动过的复写纸，无不同原有位置有着少许然而无可挽回的差异。

我买了张夜班大巴的票，坐在候车室凳子上，专心望着街上的灯火。随着夜迟更深，灯火渐次稀落，最后只剩下路灯和霓虹灯。汽笛夹带习习的海风由远而近。

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 我们便是这样活着。

按照他的遗嘱，其墓碑上引用了尼采这样一句话：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整整花了一个小时，我才找到哈特费尔德的墓。我从周围草地采来沾有灰尘的野蔷薇，对着墓双手合十，然后坐下来吸烟。在五月温存的阳光下，我觉得生和死都同样闲适而平和。我仰面躺下，谛听云雀的吟唱，听了几个小时。 这部小说便是从这样的地方开始的，而止于何处我却不得而知。“同宇宙的复杂性相比，”哈特费尔德说，“我们这个世界不过如蚯蚓的脑髓而已。”

但愿如此，但愿。